原创舒炜三联学术通讯收录于话题#七个问题10个
三联出版物更多强调开放、多元，注重读者文化阅读的需求，所以经常会把人类学、哲学、历史等不同门类融为一炉，或把艺术史、考古、思想史等不同类型汇集一堂，这需要编辑的文化视野和阅读品位。编辑应该想的是不断延续图书的生命。也许一套丛书慢慢淡出了，但每一部你精心投入过的图书，不断记着要让它一版再版；有可能的话，就把它列到新的书系里，换一个视角去重新阅读它，要对不同形式的再版抱有热烈希求，精心且长期地经营。
我仍然会记得年10月第一次在邮局买到的《读书》杂志，记得那个淡绿色的封面，记得里面微黄的纸页关于小说《北方的河》的文字，讲述“生命的流程”。
以知识分子
作为自己的主要作者和读者
Q1
学术出版怎样主动策划一个完整的项目，而不是一本接一本地放在既有丛书里？一套学术丛书收尾的契机都有哪些？
舒炜：丛书规划是三联出版物的一个特点。范老（范用）在他的小书《泥土脚印》里记录了年对他有一个“咸宁批判”，其中列出的罪状包括——热心出知识丛书、杂书；欣赏旧俄书商绥青《为书籍的一生》，视为偶像和出版的化身。从实干中提出一套出版纲领：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传播知识，不问政治标准；出丛书；注重装帧设计；迁就作家。面对这些罪状范用想必是又难过又高兴的。
“主动策划一个完整的项目”这样的说法有些粗。丛书是服从三联品牌方向和出版规划需要而产生的，是在这个总体方向下提炼出版概念和设想。所谓“完整项目”大多是一个学科一个专业或某一专题意义上的，三联出版物更多强调开放、多元，注重读者文化阅读的需求，所以经常会把人类学、哲学、历史等不同门类融为一炉，或把艺术史、考古、思想史等不同类型汇集一堂，这需要编辑的文化视野和阅读品位。至于说“收尾”，编辑应该想的是不断延续图书的生命。也许一套丛书慢慢淡出了，但每一部你精心投入过的图书，不断记着要让它一版再版；有可能的话，就把它列到新的书系里，换一个视角去重新阅读它，要对不同形式的再版抱有热烈希求，精心且长期地经营，不能狗熊掰棒子，而要滚雪球，努力实现图书的重印率，最大限度消灭一版死的书。——我相信这一条实际上是特别考验编辑的，长期下来三五年或十年，看一看你编辑出版的那么些图书还能不能再版？是仍然可以重新站在书店架上吸引读者目光，还是已成了过眼云烟？
左：范用（~）
右：范用和戴文葆（～）
Q2
在你看来，90年代以来，狭义的（或纯粹意义上的）三联学术出版，主要缺失（或问题）是什么？
舒炜：从九十年代至今有三十年，三联学术出版奠定的基础是坚固的。如果说主要缺失是什么，大概是坚持一贯的长期规划还不够，当年董秀玉董总强调：三联译著的特色是注重现当代国外思潮的译介，尤其是要追踪现当代欧美学术动态，重视现当代经典和前沿探索，所以她当时几次召集杜小真、汪晖、黄平、王铭铭等学者共同规划“法兰西思想文化”“学术前沿”等等丛书，列出欧美大家名单、拉书目、联系版权，以便接续八十年代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此后又邀请甘阳、刘小枫主编“西学源流”丛书，以当代视野检视西方整体学术脉络；而著作方面一是整理规划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名著（比如董总特别邀请钱锺书先生主编、朱维铮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还有“陈寅恪集”“钱锺书集”“吴宓日记”等等），二是注重中青年学者（比如陈来、阎步克、李猛、吴飞等等）的专题新作，三是积极推动新鲜原创尤其学者们的“第一部书”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主要的园地，董总专门约请季羡林、李学勤、杜维明等前辈学者担任编委，赵一凡先生是当时编委当中的活络沟通者。总之，这个架构和层次至今仍然构成三联学术出版的骨骼，缺失就在于长期一贯的坚持还不够：三联近二十年的各种变动太多，主要领导三五年一换。编辑们的想法也不那么稳定，经常想着换新变貌（从另一方面说这当然是三联编辑群体的一个突出优点）。拿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或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丛书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学术出版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持之以恒的几代人积累，封面甚至都是原样不变的。现在比较强调“不忘初心”，“守初”甚至“守旧”本应就是出版担负文化积累之职的题中之义。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年）
Q3
当下的出版业形态和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对编辑的要求发生了什么变化？老一辈出版家总说编辑是“杂家”，在一个如此专业又信息爆炸的时代，“杂家”还有可能或者必要吗？
舒炜：业态变化上主要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现在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太多太多，对编辑参与营销的要求也就多起来，每一种书、每一位编辑好像都有参与营销的必要感和紧迫感。以前出书都很精选，营销有专门人员，重点明确，现在则是营销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因为书出得品种太多，似乎每一种书都有必要折腾折腾。三联尤其是年重新独立建制以来，都是走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路子，一向很重视营销推广，但营销不是天天大声嚷口号，是体现在细致文案工作上。范用专门编过内部小册子讲图书简介提要广告文案的实例，后来还出成《爱看书的广告》这样一本书。前面说到三联出丛书的特点，丛书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营销方式，丛书就相当于一个专辑，有一两部是主打，突出重点，同时带动其他名声略小但有相关性、扩展性且耐人寻味的作品，读者可以由一部书注意到一套书。在勒口、封底以及书后页印上相关书目，三联编辑普遍都有这个意识和习惯，做的很到位。我有时候看到其他出版社的丛书就很着急：打着丛书的名号，拿着一本书却翻来覆去找不见丛书书目。
“杂家”意思说兴趣要广泛，时时关心各种社会文化动态，如果不和学者作家文化界打交道又不看电影电视不看学术杂志不逛旧书店，天天闷在办公室或是这个会场那个会场枯坐，选题和编辑出版灵感能从空中掉下来？编辑如果有一贯专注的思想文化大问题就更好，戴文葆戴伯伯是人民出版社的大编辑，尤其是政治出版物方面的大行家，据说他至死都念叨列宁主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可能是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吧。关于戴文葆，建议看看老出版家曾彦修写的《平生六记》一书的第四记，书中所讲大意就是不能搞可鄙的上纲上线打棍子这一套，尤其在从事文化知识工作的单位。……哦，我想起一个跟戴伯伯的小事：九十年代末出版“学术前沿”第一辑的时候，一大部头译著是董总约请他负责编辑，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偶尔一次在三联办公楼里碰到他，我就贸然问他是否抓紧发稿？他很严肃地说，这部稿子难度很大，译者是他的好友，译文信实，一年前就交稿了，但他总感觉不大对劲，研究一个月之后抽出一章，用铅笔写了很多疑问寄去，译者明白其中意思了，就收回全稿花半年时间修订才寄回，“关键是还要有可读性，拆开一些长句子。我现在重新看过，没问题了，一字不改马上发稿。”戴伯伯说“一字不改马上发稿”时有力一挥手，这个动作我印象深极了！后来翻三联书稿老档案，会看到曾彦修、史枚、倪子明等老前辈的审稿意见，不少都是“一字不改就可以”“不必看，作者是高水平的，没问题”之类的话。现在编辑经常把书稿改的满面花，看似费时费力极大，相形之下，前辈编辑花费的头脑心血恐怕更在字句之外。
“学术前沿”丛书（三联书店，年12月开始出版）
Q4
有时出版理想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影响和销量，你如何看待出版的文化价值与市场生存之间的平衡？在各种媒体多元并存的今天，书籍阅读的优势和魅力在哪里？
舒炜：销量得问问是多长时间的销量，拉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价值和市场的关系就很清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每年都销行五六十万册，已经快二十年近千万册，相形之下那些昙花一现的短命畅销书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个故事：21世纪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遇见台北联经的林载爵先生，他带着淡淡的笑意跟我说，十年前他引介到台湾的一位先锋作家，冷门得很，十年都未重印过，现在文学奖宣布出来，一周内就好几次印刷，“咸鱼翻身了”。
至于说纸质书的阅读魅力，关键是它的纸张形态直接具体，能在读者脑海里形成长久的记忆。电子屏幕上读到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记忆，记不住。但我仍然会记得年10月第一次在邮局买到的《读书》杂志，记得那个淡绿色的封面，记得里面微黄的纸页关于小说《北方的河》的文字，讲述“生命的流程”。后来还有一期《读书》扉页上专门讲三联书店的宗旨，结尾的话我一直记得：“三联书店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作者和读者，今后仍将竭诚尽力为自己的读者群服务。”
左：《读书》年10月号
右：《读书》年5月号的扉页
Q5
阅读和出版是一种文化实践，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编辑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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